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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聯社5月23日訊（記者 史思同）“在零碳經濟的時代，碳中和轉型對應的一定是零碳金融。”

隨著碳中和的全面落地和進行，金融業進入零碳金融時代，全球零碳金融的合作和競爭也已經開始。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朱民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做出對中國零碳金融未來的展望，同時多位業內人士也對全球零碳金融的治理及進一步金融開放提出了看法和建議。

朱民認為，中國有機會為構建未來的零碳金融的治理機制和零碳金融的生態市場起到積極的主導作用、做出重大的貢獻，這是歷史的機遇、是不可或缺的歷史的窗口。而在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禮卿看來，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里，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也會面臨很多挑戰。

機遇：推進全球零碳治理 構建治理機制實現公平轉型

“中國要繼續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機制。”朱民認為，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是走在前列的，包括此前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共同主導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發展研究工作小組，參與了全球的央行的碳金融聯盟等。而在從綠色金融走向零碳金融的時候，中國和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并且在其中很多領域走在前列。在此背景下，怎么抓住這個機遇，讓中國的金融業、中國的金融監管由此走上世界舞臺的中心，需要國內金融機構積極努力的參與。

談及全球零碳金融的治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也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可持續金融的發展和相關的國際合作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形成了很好的良性循環。一方面國內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的發展為參與相關國際協調合作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很多案例。同時，國際上的最新進展也對國內發展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及零碳金融是非常大的引領和促進。

實際上，早在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就牽頭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后來發展為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據王信介紹，目前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的工作重點有三個方面，一是如何動員及時充分的融資，通過風險緩釋機制，用混合融資的方式，充分發揮多邊開發機構的作用，實現金融支持綠色低碳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二是金融支持非氣候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生物多樣性、自然，甚至更廣闊的領域；三是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

“我們必須要有一套治理機制來實現公平、公正、有效的轉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首席經濟學家白樂夫認為，全球零碳金融的協調合作，需要有強有力的治理，以及強制性的監管規則。

具體而言，需要設定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化底價來實現各個地區的公平、公正的轉型，特別是要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通過碳市場進行資本融通，并且逐步推出碳邊境稅（CBAM），由此得來的收入應該用于幫助最不發達的國家。與此同時，還要匯聚國家級平臺一起打造全球的架構，以此實現公平轉型；推動全球價值鏈的脫碳化，通過頭部企業引領脫碳化的工作等等。

挑戰：能源綠色轉型為重要力量 擴大金融開放或面臨多重沖擊

而在中國銀行(601988)研究院院長陳衛東看來，未來在全球零碳金融的發展中，能源綠色轉型或是其中關鍵影響因素。

“從現在開始往后30年時間，是多種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和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時期，而能源綠色轉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力量。”陳衛東分析指出，現在很多國家都在關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也已經有大概130個國家和地區設定了碳中和的目標，而大多數的時間定在2050到2060年。

因此他猜測，2050年前后可能是能源綠色轉型的技術逐漸成熟，經濟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重新調整、重新平衡的關鍵期，也是決定全球金融發展格局的重要時間節點。他認為，未來能源的綠色轉型可能會導致國際化貨幣使用產生變化，可能導致全球資金供求力量和流動方向的變化，也可能會成為未來股權資本發展的助推器，甚至可能通過碳交易市場左右未來全球的資金洪流，并改變全球金融治理規則等等。

此外，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禮卿也透露了其對于全球零碳金融治理促進金融進一步開放的擔憂。他直言，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里，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會面臨很多挑戰。

從兩方面來看，一是隨著國際經濟增長波動，主要是受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一些國際上突發事件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資本有可能在短時間里大進大出，國內經濟可能會遭遇更多外部沖擊。二是地緣政治沖突、中美關系趨緊所產生的影響，如資本外流風險，即便是嚴格的管制也難以完全規避。

與此同時他也提出，通過加強溝通與交流，在各方面盡量地擴大公約數，是防止中美技術和貿易進一步脫鉤的關鍵，也是防止資本外流風險的關鍵。同時，若能不斷地改善投資環境，完善法治建設、產權保護等方面，擴大雙向金融開放的結果也很可能是資本凈流入增加。

“中美兩國在金融領域的連接越深，美國對中國金融制裁的成本就越高，金融制裁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如果允許居民更加自由地對外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降低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從而降低萬一出現的外匯儲備被凍結的風險。”他分析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