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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均GDP衡量，中國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僅一步之遙，但距離實現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依然道阻且長。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接受了證券時報記者專訪，圍繞政府工作報告、短期經濟局勢、中國中長期發展潛力等宏觀熱點話題展開詳細論述。

訪談中，劉世錦多次提及未來我國人均GDP的提高雖有經濟實際增長的帶動，但可能更多會來自于堅持高質量發展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而獲取匯率升值所帶來的收入增長效應。堅持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挖掘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潛能，政府的經濟目標定位和衡量指標也應作出相應調整。

5.5%左右增速目標

要“蹦一蹦”才能實現

證券時報記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為5.5%左右，如何看待這一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難度？

劉世錦：2022年GDP目標增速5.5%左右，是要在去年高基數的情況下實現，還是有一定難度的。這是一個要“踮起腳尖蹦一蹦”才能實現的目標。不過，這一目標也是有彈性的，我們一方面要力爭實現，但與此同時，也一定要堅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為何要強調堅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去年經濟增長有一個現象被廣泛忽視，那就是如果按現價美元計算，2021年我國GDP增加3萬億美元，這個凈增量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去年我國GDP之所以能增長3萬億美元，與人民幣匯率升值有一定關系。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其特點就是未來人均GDP的增長一方面是來自經濟實際增長，另一方面則是匯率升值。中國現階段的情況與德國、日本當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較為相似。研究發現，德國、日本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后的16年里，兩國的人均GDP水平按現價美元計算都保持較高增速，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因素是由經濟實際增長所貢獻，有超過一半的因素則是由本國貨幣升值所貢獻。

上述特點可以引出兩點啟示：一方面，國內還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表現是宏觀經濟基本穩定，微觀主體富有活力，經濟結構持續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長期看，這又會推動匯率的升值。所以，匯率升值的基礎是堅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因此，經濟增長一方面要實事求是，爭取能實現目標；另一方面，不要盲目追高，而是要達到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水平。如果盲目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會造成國內經濟大起大落，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即使國內經濟增速很高，但可能會引發匯率貶值，這樣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GDP可能反而會下降，國際上這種例子并不少見。若經濟保持穩中求進，同時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會獲取匯率升值的效應，最終經濟增速按現價美元計算還是會很快。

如果我國能實現5.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那么今年我國人均GDP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將是大概率事件。按照“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我國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這個目標實現的過程中，如果我們能堅持高質量發展，就會獲取匯率升值帶來的收益增長效應，從而帶動人均GDP增長得更快。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會提高它在全球的購買力，這對居民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貨幣政策短期

重在穩房地產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為，為實現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財政貨幣等宏觀政策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劉世錦：從過去幾年情況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由高速逐步轉到中速。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需要大體上是適應的，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宏觀政策的度把握得比較好，基本上不存在宏觀政策過緊制約增長潛能的情況。

今年上半年，宏觀政策要發揮防滑托底的重要作用。貨幣政策在前期降準、引導降息的基礎上，結構性導向要為房地產軟著陸和中長期平穩發展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同時重點支持城市化和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住房建設資金需求，如支持城市農民工安居工程建設。財政政策要利用上年的增收空間，支持一批有回報、有長期潛能的基建項目，如重點支持都市圈、城市群發展中的交通通信項目；另一方面，重心逐步轉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加強人力資本建設。簡單地說，短期內貨幣政策重點在穩房地產，財政政策重點在穩基建。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底以來，房地產政策糾偏，不少城市放松房地產金融政策，您如何看待未來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空間？

劉世錦：去年下半年經濟的回落與房地產市場遇冷有一定關系，房地產行業的變化既有短期政策因素，但更要關注長期因素。房地產投資的歷史峰值早在幾年前就已出現，但之所以過去幾年甚至在疫情期間房地產投資增速看起來還比較有韌性，很大原因是由結構性行情支撐。房地產投資增長、房價上漲的地區主要還在都市圈、城市群，這與人口流動有關，一些都市圈、城市群還處在擴張過程中，隨著人口的流入，購房需求就會上升。不過，我認為，這種結構性增長的峰值可能也已經到來。

因此，今年即便希望能穩住房地產投資增速，使其回歸正增長，預計也很難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房地產投資可能會達到一個比疫情前相對低一點的新的增長平臺。不過，即便如此，房地產行業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會是產業鏈最長、產業帶動能力最強的行業之一。隨著房地產金融屬性常規化，房子回歸居住的原本屬性后，房地產還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大量農民工進城后的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尚未得到很好解決。建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建設針對農民工的安居房工程，只有讓農民工等新市民安定下來，完善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才能更好地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資本；同時短期看，這也對擴大有效投資有利。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我國外貿出口增長強勁，超出市場預期，隨著國外經濟逐步恢復常態，您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出口形勢？

劉世錦：隨著國外經濟逐步恢復常態，中國的外貿出口也會逐步恢復到常態，即出口增速保持在個位數，這也是為何強調要擴大內需的原因。長期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幣將進入長期升值軌道，這要求國內企業，尤其是外貿企業想辦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德國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經歷著貨幣升值，但同期出口也一直保持增長，原因就在于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匯率升值相適應。

最重要的增長動能

來自釋放結構性潛能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經濟面臨著三重壓力，您認為該如何破解這三重壓力，實現經濟的穩增長？

劉世錦：中國現階段還要保持比發達經濟體更高的經濟增速，最重要的增長動能并不是來自于宏觀政策的調控，而是來自釋放結構性潛能。所以說，宏觀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經濟短期平衡和穩定，穩增長、擴內需的立足點要轉到發掘釋放中速增長期的結構性潛能。

需要糾正把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寄托于寬松的宏觀政策，卻忽略結構性潛能的傾向。如果一定要排個順序的話，結構性潛能是第一位的，宏觀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的主要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就要著力發掘釋放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對于穩預期，我認為還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堅定不移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為應該如何釋放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所謂結構性潛能，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中所具有的增長潛能，也可以說，是人均收入從一萬美元到三四萬美元的潛能。

結構性潛能框架總結來看是“1+3+2”?！?”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地理和動能上的空間。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這個空間能夠提供中國經濟大部分增長動能?！?”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三大短板?！?”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現階段這些潛能不同程度受到某些體制機制政策因素的約束，近期需要推出一批擴張性的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創新的政策舉措，使之轉化為現實的動能。

例如，以城鄉土地、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雙向流動，協同推進都市圈、城市群建設和鄉村振興。在都市圈特別是一線城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區之外放開外來人口落戶限制；鼓勵都市圈范圍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探索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收益優先用于完善相關轉讓者的社保體系，建立高透明度的轉讓流程；在入市交易和流轉的土地上探索建立養老社區，向城市居民開放；實施進城農民工安居工程，配套提供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加快都市圈城市群軌道交通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證券時報記者：您曾提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您認為提升居民收入重點應從哪些方面著手？

劉世錦：提升居民收入涉及到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其次是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三是重點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如何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提高他們就業創業的能力來提升收入，這很關鍵；四是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要補短板；五是財政貨幣、就業政策等要更多向中小微企業傾斜，要用10～15年將中等收入群體再增加四五億人，這部分群體基本分布在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因此，以后要下更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發展。

要實現上述目標，相應地，政府今后在做經濟工作時，包括對經濟指標的考核上，應更多用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同時，過去往往會把消費和投資對立看待，但消費有時也是一種投資，比如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增加，其實也是在培育人力資本。因此，下一步政府應從以物質資本投資為主逐步轉向人力資本投資；在具體考核指標上應從以數量指標為主，轉向以結構性質量指標為主，如技術含量附加價值、勞動生產率、碳排放、基本公共服務等。